《〈古列女傳〉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、〈大戴禮記〉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（合訂本）》
何志華、朱國藩、樊善標編著

The Gu Lienu Zhuan with Parallel Passages from Other Pre-Han and Han Texts
The Da Dai Liji with Parallel Passages from Other Pre-Han and Han Texts
Edited by Ho Che Wah , Chu Kwok Fan and Fan Sin Piu

序

《列女傳》，東漢劉向撰。《漢書．楚元王傳》附《劉向傳》云：「向睹俗彌奢淫，而趙、衛之屬起微賤，踰禮制。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，自近者始。故採取《詩》、《書》所載賢妃貞婦，興國顯家可法則，及孽嬖亂亡者，序次為《列女傳》，凡八篇，以戒天子。」《初學記》卷二十五《屏風第三》引向《七略別錄》則云：「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《烈〔原文如此〕女傳》，種類相從為七篇，以著禍福榮辱之效、是非得失之分，畫之於屏風四堵。」一說八篇，一說七篇。據《漢書．藝文志》，「劉向所序六十七篇。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、《世說》、《列女傳頌圖》也」，則八篇之數當是指傳七篇、頌一篇。

　　《列女傳》經歷代傳鈔，到了宋代，已非原書面貌。嘉祐年間，集賢校理蘇頌、長樂王回先後整理。王回「并錄其目，而以頌證之，刪為八篇，號《古列女傳》」。至於後人賡續的二十傳，「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嫕等，以時次之，別為一篇，號《續列女傳》」（見回《古列女傳序》）。

　　《古列女傳》分《母儀》、《賢明》、《仁智》、《貞順》、《節義》、《辯通》、《孽嬖》七篇，每篇各十五傳，共為一百零五傳（今本卷一佚去一傳）。每篇之首均有小序四言十句（今本卷七《孽嬖》小序脫略，僅存六句），概述每篇的含義。傳文在敘述傳主事跡之後，多有「君子謂」的斷語，再引《詩》作結。傳文之末，復有頌詞四字八句，用以概括全傳。

　　全書所載列女一百一十人傳記，取材自先秦及漢初典籍，見於經部者有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尚書大傳》、《詩經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大戴禮記》、《春秋左傳》、《春秋公羊傳》、《春秋穀梁傳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見於史部者有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國語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吳越春秋》，見於子部者有《孔子家語》、《新書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論衡》。例如卷七《陳女夏姬》，材料即來自《詩．鄘風．蝃蝀》、《左傳．宣公九年》、《宣公十年》、《成公二年》、《成公七年》、《穀梁傳．宣公九年》、《史記．陳杞世家》、《國語．周語中》、《楚語上》、《新序．雜事一》、《說苑．君道》。

　　《古列女傳》中古語古事之重見於現存載籍者，最重要的作用，應是校訂文字無疑。這可以分就兩方面說，其一為據群書以校《古列女傳》，其二為據《古列女傳》以校群書。例如《史記．趙世家》云：「公子章之敗，往走主父，主父開之。」索隱曰：「開謂開門而納之。俗本亦作『聞』字者，非也。譙周及孔衍皆作『閉之』，閉謂藏之也。」正義本作「閉之」，云：「謂容其入宮閉藏也。」王念孫《讀史記雜志》云：「此『閉』誤為『開』，『開』又誤為『聞』也。不言開門納之而但言開之，則文義不明，當從正義本作『閉之』為是。《列女傳．孽嬖傳》亦作『閉之』。」這是據《古列女傳》以校群書。又例如《古列女傳》卷二《楚於陵妻》：「食方丈於前，所甘不過一肉。」梁端《列女傳校注》云：「『所』字舊脫，從《文選．七命》注引校增。《韓詩外傳》、《渚宮舊事》並有『所』字。」則是據群書以校《古列女傳》。

　　《古列女傳》刻本之中，以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為最古，今已失傳。道光五年，阮福按原本行格圖畫影摹印本，猶存古本之舊。此本收入《文選樓叢書》，上海商務印書館復據以影印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。《古列女傳》明代刻本主要有萬曆間黃嘉育刊本，後為長沙葉德輝觀古堂所得。上海涵芬樓縮印，收入《四部叢刊初編》。本書《古列女傳》即以《四部叢刊》本為底本，校以《文選樓叢書》本。斟酌採用王照圓《列女傳補注》、梁端《列女傳校注》、黃清泉《新譯列女傳》、張濤《列女傳譯注》及日人下見隆雄《劉向〈列女傳〉之研究》諸家所校。至於群書則只據善本載錄，不復細校。

　　《〈古列女傳〉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》仿照清陳士珂《孔子家語疏證》、《韓詩外傳疏證》、今人趙善詒《說苑疏證》、《新序疏證》體例，以《古列女傳》為綱，然後按年代先後列出與《古列女傳》內容重見的先秦兩漢典籍，以便參考比較。所不同者，本書利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漢達古文獻資料庫，以電腦檢索系統，將群書與《古列女傳》重見的內容加以輯錄，希望做到重要的資料無所遺漏。

　　本書之出版，得助理編輯莫平女士、研究助理孫淑芬女士、林鳳女士及電腦技術員劉永超先生、梁偉明先生五位任勞，謹此致謝。

 

 

序

《大戴禮記》據說傳自西漢戴德。鄭玄《六藝論》云：「戴德傳《記》八十五篇，則《大戴禮》是也；戴聖傳《禮》四十九篇，則此《禮記》是也。」（孔穎達《禮記正義》大題下引）晉人陳邵《周禮論序》云：「戴德刪古《禮》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，謂之《大戴禮》；戴聖刪《大戴禮》為四十九篇，是為《小戴禮》。」（陸德明《經典釋文．敘錄》引）其後《隋書．經籍志》、《初學記》卷二十一都有類似的說法。但《漢書．藝文志》沒有著錄大、小戴《禮記》，同書《儒林傳》則說「《禮》有大戴、小戴、慶氏之學」，都傳自后蒼，不過此《禮》乃《士禮》，亦即今《儀禮》。由於大、小戴《禮記》的傳授頗有問題，不少學者對兩書和二戴的關係抱懷疑態度。

　　儘管如此，今本《大戴禮記》收入了很多先秦、西漢篇章卻也是顯然易見的，例如1973年在河北定縣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發掘出來的竹簡，就有兩篇和《哀公問五義》、《保傅》非常接近的文字，可見西漢時《大戴禮記》的某些篇章已單獨流傳。更重要的是，《大戴禮記》的文字與不少傳世文獻相合，這些文獻包括《尚書》、《逸周書》、《尚書大傳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孔子家語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、《古列女傳》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新書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文子》、《論衡》，其中尤以《禮記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新書》、《說苑》、《孔子家語》重出最多。

　　自鄭玄遍注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小戴禮記》，並合稱為《三禮》後，《小戴禮記》流行，《大戴禮記》則受到冷待，以致日漸散失，今本《大戴禮記》只剩下三十九篇。本書的古注有漢劉熙和北周盧辯兩家，前者已失傳，僅見於《隋書．經籍志》著錄，後者內容簡略。直至清代才有戴震、盧文弨等人為之校注，其中以孔廣森《大戴禮記補注》、王聘珍《大戴禮記解詁》及王樹𪈠《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》最著名。

　　由於《大戴禮記》在很長的時間裡沒有人認真整理過，誤鈔和脫漏之處很多，王聘珍力求矜慎，正文沿用相承舊本，又認為今本《孔子家語》是王肅點竄《大戴禮記》而成，不肯據以校改本書，因此舊本的某些訛誤無法勘正。其實當代學者根據出土材料，已承認今本《孔子家語》不可能完全由王肅偽作，而彙集各書重出文字後，還可以證明利用《孔子家語》校訂《大戴禮記》是完全合理的，例如《哀公問五義》：「哀公曰：『善！何如則可謂庸人矣？』」《孔子家語．五儀解》在「善」字後有孔子的一段話，提到「人有五儀」，即有庸人、有士人等，然後哀公才問「何如斯可謂之庸人」。就文理而論，《孔子家語》比《大戴禮記》優勝，而且這段文字還見於《荀子．哀公篇》，也包括「人有五儀」等句，這就證明《大戴禮記》的確有脫文了。

　　《〈大戴禮記〉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》仿照清陳士珂《孔子家語疏證》、《韓詩外傳疏證》、今人趙善詒《說苑疏證》、《新序疏證》體例，以《大戴禮記》為綱，然後按年代先後列出與《大戴禮記》內容重見的先秦兩漢典籍，以便參考比較。所不同者，本書利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漢達古文獻資料庫，以電腦檢索系統，將群書與《大戴禮記》重見的內容加以輯錄，希望做到重要的資料無所遺漏。

　　現今所傳《大戴禮記》以宋淳熙年間建安郡齋的刊本為最古，明嘉靖癸巳（1533）吳郡袁氏嘉趣堂的刻本，就是依照淳熙本覆刻的。本書《大戴禮記》本文即以《四部叢刊》影明袁氏嘉趣堂本為底本，校以別本及其他文獻所見的重文，更特別參考引用了孔廣森、王樹𪈠二家的校勘成果。至於輯錄重見文字的先秦兩漢典籍，則選用古本中較佳者，版本資料見本書「徵引書目」。

　　本書之出版，得助理編輯莫平女士、研究助理孫淑芬女士、林鳳女士及電腦技術員劉永超先生、梁偉明先生五位任勞，謹此致謝。